在债务崩盘的山东，高利贷是怎么长大的？

“辱母杀人案”为公众展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利贷江湖，而真实的高利贷江湖远比案件所展示的更加令人惊讶，其规模、运作及走向有如一幕黑色幽默的活剧，警醒着每一个观看它的人。

“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手段”

“辱母案”的发生地——山东冠县曾是一个实业重镇，主要生产轴承，有“中国轴承之乡”的美誉。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轴承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也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局面下，一些小企业主开始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他们通常在银行有一定的贷款，为了防止银行抽贷，他们必须按时偿还利息，自己没钱时自然会转向高利贷。

靠着这部分需求，一些早期放贷者一夜暴富。随后，他们在当地大量开设“投资公司”，以最高5%的月利向民间吸储。5%的月利换算成年化利率就是60%，而彼时银行五年期存款的利率才5.5%。这种悬殊的利率差，让民间资本纷纷涌入高利贷市场。

据报道，当地拆迁户和达官显要纷纷把钱放到“投资公司”，“投资公司”有钱后则大量购置上百万元的好车，这种炫富行为又进一步刺激了未参与者，于是更多的人把钱放到“投资公司”。彼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话，“把钱放投资公司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手段。”

“辱母案”的元凶吴学占是当地靠高利贷发家的典型。现年35岁的他生于冠县农村，初中没毕业就闯荡社会，通过在赌场放高利贷赚得第一桶金。2010年，他开始扩大生意规模，成立泰昌投资公司，两年之后又成立泰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外高息揽储和放贷。

吴学占对外揽储的利率一般为月息2%～3%，放贷利率则为10%。由于他“有办法、有手段”，因此深受当地投资者喜爱。有报道称，吴学占是冠县的名人，连政府公职人员也乐于将钱放在他那里。而吴学占也投桃报李，给那些有权力的人更高的回报。

按理说，资金大量涌入高利贷市场应该会导致利率下降，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因为经济下行的周期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一位冠县的企业主说，“我们以为冬天很快就会过去，谁知道冬天那么长。”当地一位领导在2014年7月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中也说，“我县今年的工业经济运行呈现增幅放缓、下行趋势明显的态势”，而轴承行业“产品低端，被大型轴承企业挤兑，生存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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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占将业务伸向冠县工业园始自2012年，在2014年、2015年迎来业务高峰。一份报道称，工业园内约200家企业中的50%～60%都向吴学占借过高利贷。

苏银霞向吴学占借高利贷也是在这一时期，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她分两次向吴学占分别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月利均为10%。

吴学占让他人还款的手段也很简单，就是用“辱母案”中的那些手段。据报道，吴学占身边的常规催债人员约为一二十人，在当地，他们被称为“催客”，如今，他们则被媒体和公众称为“黑社会”。

2016年底，山东电视台对山东地区的高利贷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催债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催客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将暴力催债视频当做培训课程广泛传播。在一份视频中，一位催客恶狠狠地说：“我就一直盯着你，隔三差五打你一顿，恨不能把你的房子都给烧了，把你的娃卖了……催收是终身催收，死了以后遗产也要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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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暴力催债让借款人不敢不还款。以苏银霞为例，她跟吴学占总共借了135万元，到案发前已经还了184万元外加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只剩下17万元。依照当地的一般观念，吴学占这时可以收手了，可惜他太贪。

如今，吴学占和他手下的催客已经被山东警方逮捕，而冠县所属的聊城市也组成工作组调查冠县的警察不作为、高利贷和涉黑犯罪问题。对于公众而言，这些都是好消息，但对于当地参与高利贷的众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厄运即将来临。

金融怪胎

高利贷上一次成为热点话题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高利贷狂潮可比如今冠县的壮观得多，而且在全国多地爆发。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将最典型的三个案例总结如下：

规模最大的案例发生在温州。

温州历来有民间借贷的传统，这些民间借贷是支撑民营经济的重要支柱，到2009年，民间借贷的规模达到大约800亿元。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以月为单位，倾向于短期借贷，功能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过桥资金，月利一般为5%，当然也有长期的，但主要针对那些风险极小的大客户，月利一般为2%。

民间借贷的利率反映的是供求关系，不一定非常高。比如，2005年～2006年，由于国有四大行大开信贷之门，加上大批股份制银行登陆温州，温州实业界并不缺钱，这时，民间借贷即便降低利率也很难找到客户，无奈之下，这些资金只好到北京炒房。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局面发生了反转。由于出口萎缩以及银根收紧，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链骤然紧张，纷纷向民间借贷求助，这样利率一下子起来了，月利攀升到6%～8%，也有10%的。

由于民间借贷突然成了一门好生意，各路资金纷纷涌入。2009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分别为800亿元、1200亿元和3400多亿元。2011年当年，温州民营企业总共借了4000亿元资金，其中只有500亿～600亿元来自银行。

整个市场做大的过程有如一场群众运动。起初放贷者还是那些业内人士，但后来各路神仙都参与进来，纷纷建立“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或“寄售店”（名义业务是代卖商品），对外高息吸储和放贷。最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原来借高利贷救实业公司的企业主摇身一变也成了放贷者。

这场疯狂到2011年便难以为继，蓝天大药房、东特不锈钢、百乐家电、江南皮革、巨邦鞋业、唐鹰服饰等一系列当地知名企业的老板“欠债跑路”，整个高利贷市场不久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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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温州高利贷市场影响相当的是鄂尔多斯高利贷市场，这个市场比温州市场更奇葩。

鄂尔多斯是内蒙古的资源重镇，依靠煤炭产业发展起来，城市建设于2003年发力。城建的扩张催生了一批“征地富翁”（相当于拆迁户），而这些暴发户将大量资金投入民间借贷。

彼时房地产市场正在发轫，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强烈，这让早期放贷者赚到了钱。而伴随房地产市场于2007年勃兴，民间借贷的利率进一步攀升，吸储的月利达到2%～4%。受此刺激，鄂尔多斯人掀起了一场“大家都来吃高利贷”的群众运动。有人戏言，最疯狂时，十个鄂尔多斯人中有九个是放高利贷的。

那时候，鄂尔多斯街头布满了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和私募股权基金，大一点的企业也纷纷成立融资部，让财务人员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参加，亲戚朋友再介绍亲戚朋友，形成一个类似传销的融资网络。

这个网络的资金并不仅仅来自于放贷者的个人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利用政策空间获取的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和购房贷款。一位担任某地商会主席的业内人士称，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模应该超过1000亿元。

这笔巨款流向了房地产、煤炭、物流、酒店等行业，其中以房地产业为主。个人住宅和商业地产的价格在高利贷的推动下节节攀升，一位开发商说，“必须把楼价炒高，不然没办法还高利贷。”

这样的定价逻辑自然不能让外部投资者信服，于是鄂尔多斯人就自己买单。有报道称，九成以上的鄂尔多斯家庭都投资了房地产，他们的入市在短期内托住了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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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利贷市场是根本托不住的。2011年5月，惠龙商贸的老总金利斌在距离鄂尔多斯一百多公里外自己的车内自焚身亡，他曾是掌管十几亿高利贷资金的放贷人，也就是“辱母案”中吴学占那样的角色。

这之后，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市场开始紧绷，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到2012年夏，大量项目停工，房地产老板东躲西藏，到了8月份，市场全面恐慌，家家户户开始讨债，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进一步断裂，房价大跌，恶性循环开始，整个“高利贷”市场崩盘。

这种高利贷狂潮并不只发生在城市，农村也有，而且同样疯狂。

东园子村是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养牛先进村，也是旗农村信用社的重点扶持对象。2008年，信用社提高了对东园子村养殖户的贷款额度：5万的提高到15万，15万的提高到30万，30万的提高到60万。

这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受金融危机影响，到东园子村收牛的外地客商大量减少，而饲料的价格却因同行的涌入一路上涨，养牛变成了一个亏本买卖。

养牛赔钱，手里又有那么多贷款，接下来怎么办？

东园子村养殖户的选择是向同属翁牛特旗的示范牧场放贷。

示范牧场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养牛业远不及东园子村，但这里的村民很想养牛，建设与东园子村一样的现代化牛棚。当地领导在一次会议上向村民们承诺，只要他们盖起现代化牛棚，养上牛，上边就给他们批养牛贷款，一头牛给4500元。

这之后，示范牧场的村民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大建现代化牛棚，资金则主要来源于东园子村。

东园子村的村民不但将信用社发放的贷款转贷给示范牧场的村民，而且把以往的储蓄也拿出来放贷，甚至跟亲戚朋友高息吸储。然后，他们把钱交给本村的几位资金中介，这几位资金中介再在示范牧场找一两位资金中介，把钱最终贷给示范牧场的牧民。

在这个过程中，黑社会也卷入进来。大部分示范牧场的借贷者都遭受过黑社会的恐吓，有人还受到残酷虐待，比如大半个身子被埋在雪里，脸被打得没了人形，当时零下三十多度。

几个月后，示范牧场的村民发现利息越滚越高，自己根本还不上，便弃家逃债。与此同时，信用社在发现养牛贷款被转为高利贷后也收紧了贷款，高利贷的资金链一下子断了。这之后，东园子村的资金中介也开始逃债，其中最早的资金中介石成山干脆向警方自首，躲进了监狱，而那些借钱给石成山的人则举着借条四处找他，有的人甚至尝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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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起高利贷崩盘事件有一个共同的先兆，那就是关键的资金中介跑路、自杀或入狱，而山东冠县的高利贷市场已经出现了这种先兆，“辱母案”的元凶、冠县最大的资金中介之一——吴学占已经被捕。

一个地下产业链的形成

高利贷得以形成气候，与我国特殊的金融体制有关，在这种金融体制下，各方力量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地下产业链。

银行业在我国是垄断行业，虽然也有一些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但那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无关宏旨。国有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大型的国企和民企，中小企业能分到的份额很少。

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查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小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4%，但其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却仅为整体份额的17.5%，并且，有95%的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钱。在这种局面下，中小企业生存非常困难，很容易倒闭，平均寿命只有2.5年。

为了生存下去，从银行贷不到钱的中小企业会很自然地转向民间借贷，即便是那些能贷到钱的中小企业，也要经常从民间借贷那里获得短期周转资金（俗称“过桥贷款”）。

比如，一位小企业主从银行贷的200万马上要到期，但他手头上只有50万，还差150万，他只有先还上之前的200万，才能争取到银行的续贷。这时，这位企业主就需要向民间借贷先借150万，获得银行的续贷后，再还给民间借贷。这种业务俗称“倒贷”，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常规业务。

民间借贷的好处是放贷快、资金量大，甚至不需要抵押，打个借条就能拿到钱，坏处则是利率远远高于银行贷款。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年利率超过36%（即月利3%）就属于高利贷。按照这一规定，现实中的绝大部分民间借贷都属于“高利贷”，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从整体上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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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做上述规定本来是想保护借款人的利益，但其实际效果却损害了借款人的利益。由于身份不合法，民间借贷经营者只好将利率进一步推高，并雇佣黑社会来保障“合同”的执行，这就让中小企业在融资时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系统会悄无声息地运行，借贷双方由于对彼此都有需要，且利率一般不会走得太高，所以不会惊扰官方，更不会成为新闻焦点。但如果需求井喷，这个市场便会打破平衡，进入一种失控状态，表现为一种群众运动式的高利贷狂潮。

需求的井喷一般由经济持续下行引发，这一时期，银行会收紧对企业的贷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的老板为了拯救企业而借贷，而这种大规模借贷又将利率推高到一个离谱的地步，也就是无论如何都还不起。

到了后期，借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主要借高利贷来还高利贷，然后再借新的高利贷来还上一笔高利贷。这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但从高利贷系统内部来看，它却创造了新的、更大的需求。

山东冠县的高利贷市场就属于这种情况，它与温州2011年以前的高利贷市场是一样的，中小企业主为了救实业而借高利贷，但所借的高利贷后来没有用于救实业，而是还了高利贷的利息。也就是说，在这种局面下，高利贷已经起不到帮助中小企业的任何作用。

除了市场下行之外，某个地区老百姓的执念也会催生高利贷狂潮，比如鄂尔多斯全民通过高利贷致富的狂想，以及示范牧场村民对于没影儿的“养牛贷款”的幻想。当然不管起因如何，结果都一样。

需求井喷之后，供给会马上跟进，而这种跟进又会形成一种金字塔型网络：相当一部分人既是借高利贷的，又是放高利贷的，就像传销组织中许多人既是上线又是下线。这类人是整个高利贷系统的骨干，他们对整个系统高度依赖，不希望系统整体崩盘，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成为接盘侠。示范牧场的资金中介哈斯其木格在接受采访时说，“后来没有办法了，必须在恶性循环中循环着，然后想慢慢退出来。”

可惜这时的高利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自我吞噬系统，几乎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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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资金供给的不光包括普通老百姓，还包括银行以及一些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或政策性企业。

民间借贷公司一般都有一些银行内部关系，这是做“倒贷”业务所必需的，而银行也会与民间借贷公司保持一定联系。比如有一笔银行贷款，企业方面短期内还不上，民间借贷如果不提供过桥资金，这笔贷款就会成为呆坏账，这对于相关负责人非常不利，他们希望民间借贷先帮企业还上本息，然后“续贷”给那家还不起钱的企业。

除了这种合作之外，一些银行内部人员还会帮助民间借贷公司，以符合国家政策的方式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银行内部人员之所以自己不直接向中小企业贷款，是因为银行的贷款利率太低，相应的风险又太高，同样一笔钱，如果能贷给大企业，当然不会贷给中小企业。但与民间借贷公司合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民间借贷利率远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从而分摊了贷款风险；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公司的暴力催债降低了坏账率。

于是，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具有借贷能力的大企业，以及一些国家扶持的政策性企业流向民间借贷公司，这甚至成为一些大企业的重要盈利项目。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之间悬殊的利率差，使得这种套利生意几乎无法阻止。而参与者也像上文提到的那些资金中介一样，对整个系统非常忠诚：谁也不会自断财路。

即便银行内部人员无意参与，这种套利生意也会产生。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的高利贷狂潮中，农村信用社为扶持东园子村的养牛业扩大贷款额度，但养殖户却将贷款投入了高利贷系统。

前几年，一位做过高利贷、绰号“姚将军”的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估摸着现在的流动性紧张，也是由于高利贷造成的。银行放贷出来的钱，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高利贷渠道，尤其是城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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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银行大幅收紧贷款时，这些资金也会很快回流到银行系统。这时，如果个体参与者的资金跟不上，高利贷系统崩盘的时间就会提前。

“官银”也是高利贷的资金来源之一，所谓“官银”就是个别政府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相关报道对于“官银”的描述不多，一位长期研究民间借贷的律师说，“这个问题不好说，我目前也没有掌握到证据，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就这样，各种力量在一种特殊的金融体制下，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地下产业链。

如何破局？

“辱母杀人案”将民间借贷的生态摆到了台面上，对于如何打破这种生态，舆论出现了分歧。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总结如下：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民间借贷几乎都是高利贷，而且会带来涉黑问题及高利贷狂潮，就应该严厉打击所有超过法定利率的民间借贷，对于吴学占这样的人应该见一个抓一个。

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它符合大众朴素的道德观念，然而却解决不了问题。高利贷产生的基础是中小企业存在旺盛的融资需求，而现有银行体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另外，国家又通过法律规定将民间借贷推到了不合法的境地。假如国家进一步打击民间借贷，利率就会进一步攀升，因为需求没有减少，而经营风险却加大了，最后的结果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不合法”的身份是民间借贷利率走高的重要原因，那么干脆让民间借贷完全合法化，国家不再管制民间借贷的利率，让市场自由调节。更激进的主张则是，彻底开放银行业，让国有银行继续服务大企业，把中小企业这块留给民间的小银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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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是经济学者，他们经常以美国的银行体系作为例证：美国大约有8000家银行，其中有7000多家是服务中小企业的小银行，也都是民营的。这些经济学者认为，既然人家能搞得好，我们也能搞得好，市场规律是一样的。

不过，政府对于这种观点持保留意见。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之所以始终没有根本性改变，在于它有两大担忧。

一是一旦全面放开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民间借贷就会跟国有银行争夺储蓄，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二是民间借贷的经营者缺乏责任感，动不动就跑路、自杀或躲进监狱，把烂摊子留给政府，一旦完全放开，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对于政府的担忧，经济学者们觉得大可不必。其一，在政府管制民间借贷利率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已经跟国有银行争夺储蓄了，只不过处于地下争夺状态；其二，提高民间借贷经营者责任感的最好手段是监管，政府只要管住其资本充足率，就不会出大事，现在之所以出大事，是因为它处于地下运作状态，监管部门根本监管不到它。

尽管这些经济学者讲得头头是道，但放开对民间借贷的管制短期看仍只是一个设想。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防止出现又一波群众运动式的高利贷狂潮。

高利贷狂潮发生的先兆是经济持续下行，央行紧缩银根，银行收紧贷款，而这种先兆现在似乎已经出现。

3月3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多年的量化宽松已经到了周期的尾部，今后的“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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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银行方面也发布了坏消息，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近日发布的2016年年报显示，三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在持续上升，其中，招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68%上升到1.87%。